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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也就在顾家生沉浸于家宅安宁、静待新生命降临的温馨时光之际。

    1941年上半年的世界局势，也正被战争的风暴所裹挟着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跌落到更深的深渊之中。

    窗内的岁月静好，与窗外的时代激荡，形成了一个剧烈而又残酷的反差。

    华夏大地上，整体战局虽仍处于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，但在经历了上高会战等一系列的局部胜利之后，全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意志也愈发坚韧，但团结的裂痕此时也已然显现。

    1941年1月（山高会战爆发之际）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，奉命北移的新四军部队遭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柱同所部的重兵伏击，损失惨重。

    这道深可见骨的伤痕，使得华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。皖南事变的发生，这也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在事实上已名存实亡。

    然而，内部的血腥摩擦并未改变对日战略的总体态势。

    当下日军虽仍控制着交通线与主要城市，但其“以战养战”的战略企图，却在我敌后游击战的持续消耗与正面战场的顽强阻击下屡屡受挫。

    这般庞大的战争消耗，就如同一个无底洞，日夜不息地吞噬着日本那本就有限的综合国力。

    由于日军深陷华夏战场的泥潭之中。

    其速战速决的美梦早已破产，战线在中日双方的血肉拉锯中，陷入了令人窒息的僵持之中。

    日本的困境在国内首先发酵，更在国际上引发了致命的连锁反应。

    日本人为扭转颓势，迫使华夏屈服，并夺取东南亚至关重要的石油、橡胶与锡等战略资源。

    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如脱缰的野马一般，开始了一发不可收拾。

    日军先是悍然进军法属印度支那北部，这一行为，彻底触动了欧美列强在太平洋的敏感神经，尤其是与日本矛盾已难以调和的美丽国。

    华盛顿方面，对日本的扩张早已极度警惕，眼见其深陷华夏战场而久攻不下，日本国内对资源的渴求已近癫狂，现在日本人又“不听劝”妄图染指法属印度支那，这严重威胁了美丽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与其秉持的“门户开放”政策。

    作为回应（也可以理解为美丽国对日的惩罚）美丽国挥出了一系列沉重的组合拳：首先是对日实施石油、废钢铁等关键战略物资的道义禁运，其次是要求日本退出所谓的三国同盟，并完全撤出华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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